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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阅读 | 一个跨三洲大帝国的六百年兴衰

第一财经2019-02-09 12:36:37

简介:描写奥斯曼帝国的史书不少,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叙述详略得当,结构脉络明晰,对于理解动荡的中近东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无助益。

编者按:

临近春节,第一财经《阅读周刊》推出了2018年度商业和人文图书十佳,共20本,并分别做了简介。

无论是以经济、社会或历史为观察对象,这些书都集合了当代的视野、严谨的研究和精彩的写作,我们希望也相信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约请书评作者,为其中部分重点图书撰写了篇幅较长的书评,以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这些“年度好书”,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品。

春节假期,我们将陆续刊发这一系列书评。

 

不论在哪个年代,著史从来不易。而要书写时间上横跨六百年、地域上遍及欧亚非三大洲、雄踞两海的奥斯曼帝国,更是难上加难。

描写奥斯曼帝国的史书实不在少数。然而,除了常见的欧美中心主义史观的问题外,行文风格及结构安排也会影响读者的体验。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过于学术化,佶屈聱牙。杰森·古德温的《奥斯曼帝国闲史》角度有些散,涉及社会、政治各领域,眼花缭乱却缺乏主心骨。

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叙述人事详略得当,结构脉络明晰,对于一些具有奥斯曼帝国特色的专有词汇注释得较清楚。虽然是700多页的大部头,却可以一口气读完,对于理解今日动荡的中近东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无助益。

约翰·帕特里克·道格拉斯·贝尔福(1904~1976)是一位英国历史学者、作家,也是第三代金洛斯男爵,他的叔叔是英国外交大臣,父亲则担任过驻土耳其大使。

1925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贝尔福就开始了记者和作家生涯,二战期间曾作为贵族子弟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负责情报工作。1943年盟军收复北非后,贝尔福担任英国驻开罗使馆的宣传官员,直到1947年离职。

此后,他一直作为自由作家往来于近东大地上,写了《在托鲁斯山中:亚洲土耳其游记》《小欧罗巴:土耳其海岸游记》《阿塔图尔克: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传》《圣索菲亚大教堂:一部君士坦丁堡的历史》等一系列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书。《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是他的遗著,1977年出版时他已去世一年。

兴起

贝尔福将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的历史分为三百年的强盛与三百年的衰落,以前三部分“帝国的黎明”“新拜占庭”“帝国之巅”,讲述了奥斯曼如何从一个塞尔柱突厥的小部落,逐渐发展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

不难发现,贝尔福秉持的是一种英雄史观,结合编年体及人物传记的写法,通过对重要人物在特定时期作为的描写,推进着奥斯曼帝国的演进。

除了王朝开创者奥斯曼本人外,贝尔福重点描述的第一个杰出人物,是被称为“奥斯曼帝国第一位伟大苏丹”的穆拉德一世。从他开始,东方将压倒西方,帝国的版图在巴尔干半岛被扩大到了极限,崭新的奥斯曼文明从衰落的拜占庭帝国废墟上升起。

“奥斯曼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将一个民族聚拢在自己身边的酋长。他的儿子奥尔汗的使命,是将这个民族锻造成一个国家。到了穆拉德一世的时代,其使命是将这个国家扩展为一个帝国。”贝尔福如此描述奥斯曼“帝系”的传承。

此外,巴耶济德一世、穆罕默德一世和穆罕默德二世这几代苏丹的扩张历程,也是叙述重点。其中的高潮,当然是极具象征性的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到1517年,塞利姆一世获得了阿拉伯世界政教合一的最高元首“哈里发”的称号,之后,历代奥斯曼苏丹都自称苏丹-哈里发。

苏莱曼大帝于1520年继任苏丹后,更是把奥斯曼帝国推向巅峰,帝国的国土范围西至中欧的巴尔干和希腊,北至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东至里海西海岸和伊朗西部,西南至北非海岸,东南至也门等地。

衰落

然而历史的规律就是“极盛而衰”。“奥斯曼帝国很快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这种衰落直接体现在苏丹权威的下降和政府机构的弱化上。苏丹个人权威的下降要归咎于他个人对国事缺乏关注;而政府机构的弱化,则缘于对政府责任的忽视和分解,以及对制度原则的漠视。从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初,在欧洲进行领土扩张就一直是这个国家运转的主要动力。而现在,奥斯曼帝国已经既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去支撑进一步的领土政府了,而这也是导致其衰弱的部分原因。”贝尔福如此总结导致帝国由盛转衰的各种因素。

在书的后半部分“死敌俄罗斯”“改革的时代”“末代苏丹”中,贝尔福不无惋惜地还原了帝国崩塌的过程。他指出,在三个半世纪之久的区间内,尽管帝国不时会出现短暂复苏,但“整体上处于持续而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

1683年的维也纳围城战是奥斯曼帝国与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大战。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围城战由于波兰援军的加入彻底改变了战役的走向。最终,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装备精良的守军和指挥得力的援军的夹击下彻底失败。

此后,帝国在其欧洲领地上遭遇到一连串的失败,不得不在各种不利的合约上签字,放弃曾经统治过的领土。在欧洲人看来,局势发生了显而易见的逆转,奥斯曼穆斯林作为基督教世界重大威胁的历史,已经画上了句号。

而以与哈布斯堡王朝签署《吉托瓦托洛克合约》(1606)为标志,曾经以战争为主要手段与基督教欧洲对峙的奥斯曼帝国,越来越多地转向外交手段,并试图通过贸易打破孤立局面。来自欧洲的商人获得了在帝国境内组成商会的许可,并享有治外法权。一开始主要是英、法商人,后来荷兰人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利用保护经商的让步条约,不顾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激烈反对,将烟草引入了奥斯曼帝国。不到半个世纪,烟斗就成了土耳其人的至爱,与咖啡、鸦片和酒一起,被诗人形容为“欢愉沙发上的四个靠枕”。

贝尔福指出,这样的贸易殖民“将极大地改变奥斯曼帝国从事外交活动的方式和特征”,“既深深受到英格兰的影响,同时也会被英法之间的敌意所左右”。

关于俄罗斯的崛起如何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贝尔福的叙事也丝丝入扣。在势力消长的博弈中,挑战者俄国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时间(17世纪末~18世纪末),先后得到“至关重要的桥头堡”乌克兰及克里米亚,并获取了黑海航海权。更值得一提的是,俄国还拥有了对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的保护权,为从内部瓦解帝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奥斯曼帝国的腐朽令英国对其失去了信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曾希望英国助其改革,但遭到了断然拒绝。心灰意冷的苏丹投向了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然而随着1918年一战战败,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1922年,苏丹制度被废除,末代苏丹被驱逐。1923年,在其仅剩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

至此,横跨六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苏丹们

本书对历代苏丹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描述,整体上较为客观中立。以穆罕默德二世为例,不同于很多书籍、影视中对这位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帝王神勇英明的刻板刻画,在贝尔福的笔下,他的童年其实并不受宠,由保姆带大,甚至没能在宫中成长。老苏丹穆拉德更为中意的继承人早早去世后,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回到宫中的穆罕默德二世,还是被认为“缺乏教育,不爱学习”“与他人疏离”,还因其性格“导致了近卫军的一次叛变”,老苏丹不得不重新掌权,并令其“退隐到马格尼西亚去好好悔过,学会控制自己受挫的野心”。

直到穆拉德五年后去世,穆罕默德二世才重新掌权。“鉴于他以前的种种失败,人们认为他仍然是一个毫无经验、无足轻重的年轻人,不大可能继续他父亲的征服大业。然而,穆罕默德正逐渐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贝尔福详细描述了穆罕默德二世如何历尽艰难险阻攻占君士坦丁堡,并且在胜利后“并未毁灭拜占庭帝国,而是以新的奥斯曼的方式赋予其新生,并重现帝国的辉煌”。他如此总结这位一代英主的一生:穆罕默德二世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南征北战,并没有大规模地扩展帝国的疆土,但已成为两海两洲的主人;作为一名征服者,他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奠基;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在国家内部创造了崭新而持久的国家架构,他确立的体制、传统和政策足以让这个帝国继承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希腊文明的衣钵,并在实际上成为东正教文明的狂热保护者。

另一位被浓墨重彩加以描写的,是苏莱曼大帝。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位,或许也是最伟大的苏丹,他让帝国的实力和威信都达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度。然而,贝尔福也翔实地记录了苏莱曼大帝如何因迷恋罗克塞拉娜而受其蛊惑,非常不明智地处决了有领导才能的长子穆斯塔法和幼子巴耶济德,立酒鬼儿子塞利姆为继任苏丹。“就在苏莱曼大帝伟大的成就之中,暗藏着终将带来衰败的祸根。继承他衣钵的后代都将是远逊于他的人——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立法者,亦非政治家。奥斯曼帝国的巅峰突然成了一座分水岭,一座山峰的顶点,整个帝国的命运缓慢而不可避免地沿着山坡下滑,进入衰败的深渊,并走向最终的消亡。”

贝尔福并未将奥斯曼帝国后期的衰落一味归结于老大帝国的不知进取,而是花了较多篇幅描述塞利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努力,以及改革的一波三折、反反复复、最终失败。

其中,对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1839年公布的“坦志麦特改革”方案。这是伊斯兰世界最早的一份宪法性文件,其中涉及政治、法律、税收、征兵、人权等方面的宪章规定。虽然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坦志麦特改革”意义重大,给土耳其人带来了人权、法治、自由及民主的理念,是土耳其脱离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转折点。

改革者马哈茂德二世想通过“坦志麦特”改革法案让帝国脱胎换骨,从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社会转变为建立在宪政原则上的现代国家,无奈旧帝国的包袱实在过于沉重,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化也没给改革者们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宗教宽容

奥斯曼帝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开明包容政策,是贝尔福书中所写的另一个重点。

奥斯曼本人既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也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他虽然满怀宗教热忱,但并不会带着狂热与敌人打交道,反而很精明地从那些生活在拜占庭帝国亚洲飞地上的希腊人身上学习行政管理技巧,从而衍生出“一种特有的、源于当地各民族文化的边地文化”“混杂了亚洲与欧洲、穆斯林与基督徒、土耳其与土库曼人、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种种特征,注重实用,而不像东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他封建国家那样,信守更为正统的文化和社会约束”。贝尔福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并包的社会雏形,奥斯曼人才最终承担起了继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的使命。

穆拉德一世同样“成功地将其治下的隶属于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操着不同语言的各个群体融合在了一起”。拜占庭帝国中无法解决的不同信仰,以及神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穆拉德一世治下,通过一套富有弹性的针对基督徒的同化制度,达到了某种多元种族和信仰和平共存的效果。这个类似于“罗马治下和平”(Pax Romana)的“奥斯曼治下和平”(Pax Ottomanica),在史家眼里,开启了奥斯曼帝国一个不同寻常的传统——信仰穆斯林的君主通过基督徒代理人来管理他的子民,不论被统治的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

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与曾经的拜占庭帝国一样,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可以包容各个种族和各种信仰的人民一同生活在有序而和睦的社会中。基督教会必须接受这个伊斯兰国家的管辖,并支付税赋。作为回报,基督教的信徒们仍然享有信仰自由,并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仪式和生活传统。

事实上,保持宗教现状是奥斯曼帝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东正教、东仪天主教、基督一性论派等各家教会和谐共存,在鼎盛时期,“异教徒”占到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历代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中,有4个意大利人、9个保加利亚人、14个希腊人、27个南斯拉夫人,而同为伊斯兰兄弟的阿拉伯人只有5个。

视野

囿于时代和视域,本书也有一些不足。

贝尔福当然无法完全摆脱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比如涉及“东方问题”时,贝尔福很自然地就把英国“正义化”了。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后的1856年《巴黎和约》,贝尔福的描述似乎在暗示:一个西方对奥斯曼国内政治改革施加外部压力的条约,要好于一个西方完全不干涉奥斯曼“让它回归原本的慵懒”的条约。这无疑与现代国际关系中提倡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一般原则相左,却是那个热衷于“大博弈”的时代的某种“通识”。

就叙史的方法而言,本书还是属于传统史学的路子,基本以帝国上层人事为主要描述对象,对底层普通人的状况笔墨较少。但事实上,历史的巨轮从来都是由上层精英裹挟着底层普通人一起推动的。

建议本书可以结合多部详述奥斯曼帝国某个时期的史书一起阅读,如《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1683维也纳之战: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生死对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等,再辅以其他与奥斯曼帝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地区的史书,如《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巴尔干半岛两千年》《克里米亚战争》《八月炮火》《阿拉伯的劳伦斯》等。当然,如果你真的对错综复杂又色彩瑰丽的奥斯曼土耳其史感兴趣,最好能实地去探访一下索非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苏莱曼清真寺、托普卡帕宫、多尔玛巴赫切宫、博斯普鲁斯海峡……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英]帕特里克·贝尔福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 10 月版

责编: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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